来自 工程案例 2019-12-22 08:04 的文章

任时光匆匆流去

  桌面上,依次摆放着固定座、镊子、拆带器、撬刀、开盖器、螺丝刀、钳子、胶水、冲针……摆弄这些的时候,张童樑右眼前戴一枚放大镜,一双手伸出来,干干净净的——做学徒的时候,师父就说过了,“修钟灰多油多,容易龌龊。修表?清爽!”

  1947年出生的张童樑,1970年开始学修钟表,不久主攻修表。这样在柜台小灯下清清爽爽修表的状态,持续至今已有半个世纪。一岁多时,他罹罹患脊髓灰质炎,因此肢体受损,不良于行。他不能常走动。但这不要紧。因为这半个世纪,上海市民与手表的故事起伏,一直源源不断,会自己走到张童樑的柜台前。

  小时候,张童樑家住金陵路浙江路,周边一带,五方杂处。张童樑的父亲,从余姚到上海中央钟表店当学徒,学会了修表,后到正光钟表店工作。

  那些年里,张童樑记得,父亲工作的店就在大世界一带,他从未去过。不过,父亲经常会带着欧米茄、英纳格等回家修理。当时中国人只能修表不会造表,手表都是外国货。一来二去,张童樑也熟悉了这些会嘀嗒作响的“外国玩具”。父亲拿着客人的手表和他讲解:“一只镀金的汉密尔顿,时价一两金子一只。客人交给你,修好了,信得过你,就是朋友。”

  当时,体力劳动者多穿短衫,只有文化人才穿长衫。父亲虽然熟识各种手表品牌,还能为各国手表翻修表面,但其实父亲并不识字,不过父亲也穿长衫,弄堂里的人公认,“修表师傅是有文化的。”

  1965年,张童樑初中毕业,因为身体原因,不用插队落户,侥幸留在里弄生产组里制作乒乓球板。1970年得到残疾分配,在父亲的建议下,到向群钟表合作商店学修钟表,子承父业,开始做“有文化的师傅”。此时,人们对生活服饰娱乐的追求,暗地里,在慢慢复苏。

  上个世纪70年代,到张童樑手里维修的手表,最初有两种。一是解放前颇有身价的家庭,保留下来的老式手表,包括张童樑童年时就熟悉的欧米茄、英纳格、汉密尔顿等。另一种,则是受时代风潮影响,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苏联手表,有飞行表、祖国表、莫斯科手表、宝石表、火箭表等。这些手表,不算最高档的奢侈品,因此反而逃过时代的冲击中,劫后余生。

  修表的生意日渐兴旺,张童樑记得自己在1976年参加公司自办的学习班之际,“每天修理生意好的不得了,送来维修的人要排队等一个月。”1978年改革开放,很快,更多手表出现在张童樑眼前。这些见证主人经历多年动荡的手表,也需要旧貌换新颜。

  张童樑记得,当时最集中的修表诉求,是给手表换表面。随着城市中大量家庭物资的落实归还,许多人首先想到的,是把物归原主的手表拿出来维修。当时流行用上海钟表零件厂生产的新面子,换下老手表的表面,或者换掉老表的表壳。当时这样的维修项目,动辄十几、二十元,是一个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尽管所费不菲,维修起来还是供不应求。

  张童樑记得,曾有一位杨浦区中心医院的女医生,在平反后将手表拿来他这里修理。因为觉得修理得好,收费不高,后来将整个医院所有医生的手表都拿来修。

  讲述那段历史时,他最常说的话是:“我讲啵侬听呀,手表修好了,客人开心,我更加开心”。

  1978年后,张童樑调入福州路上先锋钟表店,开始负责手表买卖等事务。当时买手表,要凭票。票证紧张到什么程度?当时在大厂里,每100个人才能轮到一张手表票。张童樑坐在这个位子上,多少人求他开后门。所有的购买需求里,最受欢迎的,是上海牌手表。

  1958年,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,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,由此打破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。其中的A581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细马表,以生产年份命名,首批13600只,售价60元,绝对是当时的奢侈品。到1978年,年轻人考进大学、找到工作,都想要买一只上海牌手表以作纪念。顾客买表,看品牌看款式,张童樑修表,更晓得内涵和门道。当时一只上海牌的手表,质量一流,独占市场,风光无二。对于要结婚的年轻人来说,必备的家庭物品“三转一响”(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手表)里,手表更是硬通货。

  但随着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雷达表、百浪多、尼维达、西铁城等进口手表进入市场,年轻人买表时,有了更多选择。国门打开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,剧烈改变了城中的风气,也最为直接地冲击了人们的观念。

  张童樑记得,在1976年,他的一位在中学做体育老师的朋友,去寄卖商店以200元“捡漏”一只全自动18K劳力士金表,经张童樑修好发条后,在1990年以3千元卖出。

 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,不论是解放前小康之家最爱的欧米茄,还是风靡一时的上海牌手表,又或是之后家家户户都喜欢购买的555牌座钟,都受到日本产电子时钟和石英表的冲击,且后者款式更新颖、价格便宜。国产机械表,一时之间,全线;

  风光时期的上海手表厂,曾在1955年到1994年,卖出1.2亿只手表。但到了1990年初,上海手表库存积压严重,一只手表十几元也没人要。但对张童樑来说,上世纪90年代初,因为负责要去全国各地为店里进相机,因此日子很好过,他记得欧米茄和浪琴的代理人常常带小纪念品给他,并无偿提供好看的柜台给店里,求把他们品牌的手表放在好位置出售。

  这样的好日子到了2000年前后,有了新变化:国际各大手表品牌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专卖店和旗舰店。手机开始流行,年轻人不仅不戴机械表,连电子表也不戴了。同样在世纪交迭之际,上海手表厂经历股份制改制,更名为上海表业有限公司,转攻机芯制造。在2001年左右,张童樑转去亨达利钟表店,先做门市部主任,后做修理部主任,接触到的好表,都是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卡地亚等一线高档手表。他也曾上东方卫视鉴定劳力士真假。(曾经人们完全不认识这些品牌,现在真表来了,假表也多了。)

  新与旧,在这片土地上,此消彼长。亦如时针在表面转动,恒久的动作里蕴含着无限的过往、此刻和未来。2005年,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亮相巴塞尔钟表展,这一年,让人们再次看到上海的潜力。国际藏家对A581上海牌手表的追捧,成为城中热议话题,也重新唤起人们对手表年代的回忆。许多年轻人放下手机,开始上网比对各种机械表的优劣,一批新的手表佩戴者和藏家,孕育而生。

  张童樑退休后,继续修手表,近乎半个世纪与手表打交道,也让他明白,真正好的机械表,是不会被时间淘汰的。他手里接到一些要修理的手表,往往是父亲传给儿子,母亲传给女儿的机械表。每每维修这些表时,主人会说“不惜代价”。此时这些手表不仅仅是个物件,它也是一份记忆,更是一份传承。对修表师傅来说,用自己的手艺和合理的价格,凭良心修好每一块表,是服务的宗旨。

  他喜欢看见年轻人戴老手表。毕竟,总有那些手机不能取代的老灵魂,就在手表的发条声里。他也喜欢在铺子里偶遇一台老座钟、或者一块怀表,这让他想起过去的时光——当他童年,因为身体不便,不能外出玩耍而感到不开心时,穿着长衫的父亲,施施然带着手表回家,在他面前修理。指针规律走动的声音,让张童樑平静下来。那时,父亲举起一块手表说,“戴什么手表,象征人生。”